国际知识产权诉讼案的急速增长凸现出知识产权业已成为国运之咽喉。面对如此严重的现实，温厚敦良的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做一个好学生。于是，不断派人到发达国家深造，在国内不遗余力地围剿盗版、抄点抓人，但这些努力既不能减缓自身的压力，也没能赢得“导师（外国政府或企业）”的些许恩泽，因为“导师”与“学生”想的不是一回事。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无休止的知识产权诉讼接踵而至，已然成为我国企业“后过渡期”的wto特征。一方面外国政府或企业以专利、版权和种种标准相结合构建的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阻挡我国企业和产品进入他国市场，抽取高额的“买路钱”；另一方面外企以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为手段，迫使国人将付出高昂代价才开辟出的成熟市场（特别是他国市场）拱手相让；再一方面外企将我国企业比较有价值的知识产权抢先注册，企图将我国企业和产品拒之门外。这种来自他国的知识产权壁垒阻击致使我国每年国际贸易损失高达百亿美元。
就知识产权制度本身而言，“有一利必有一弊”，知识产权制度在发挥其强制性保护功能的同时又为垄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制造业萧条的后工业化时代，这种负面效应正在日渐显性化、加速化。
知识产权失衡的状态，使得我国产品结构、产业结构难以得到提升，陷于高耗、低效、高负荷的恶性发展循环之中。加之能源供给难以为继，环境不堪重负，由此决定我国必然会走出一条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新型工业化之路。而这个新型更多的将是以新能源、新原材料、新技术等为替代，摆脱我国对他国既有知识产权的依赖，以赢得自我发展的主动权与主导权。hvd阵营的快速崛起、氢动力心脏的成功开发等为国人走新型工业化之路树立起良好的典范与信心。
其实知识产权领域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大同世界。只允许发达国家垄断最先进的创新成果，后来者只能接受和参与规则也只是“导师”的一厢情愿。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后发者与先行者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之间也为各自的主导权进行着不懈的争斗，世界知识产权向来就是一个相互竞争博弈的舞台。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崛起之时，采用经济和社会等多种手段，形成了“外松内紧”的知识产权战略。如在经济方面通过《反垄断法》限制外企的不正当交易，对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的产品价格实行许可证制度；在社会方面诉诸劳工的人身安全、环境的保护等，对外企进行多方面限制，成功地将外企拒于日本市场之外。其做法为国人提供了借鉴。
我国要走出以新技术替代、超越他国知识产权壁垒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就不再是各个企业单打独斗所能面对的问题，而是国家间对知识产权的谋划与布局，是机构与机构间对客观合理的环境与权力的坚持与谈判，是法院间对国际司法的把握与灵活运用。一言以蔽之，就是组织与组织间智慧的对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