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出壮举总有私人原因 灌输思想更要赢得票房
英雄片,好莱坞拍得比我们好
本报记者 李宏伟 本报特约记者 孙萌
11月5日，史诗大片《亚历山大大帝》在美国首映，加上《特洛伊》
和正在中国热映的《亚瑟王》，好莱坞今年的“英雄史诗热”席卷了全球，“阿克琉斯”和“赫克托耳”等原本拗口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中国观众心里，这不得不让人感慨：好莱坞拍英雄确实有一手！反观国内，这些年来关于英雄的影片很难得到普通观众的青睐。究竟是本土英雄的魅力不够？还是拍英雄的手法出了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几位研究电影的专家学者。
好莱坞的英雄做出壮举时，总有合情合理的原因
所谓英雄豪杰，万人之拔萃者谓之雄，千人为豪，百人为英，十人为杰。这个定义肯定了英雄不同常人的地方，但同时也有另一层意思：英雄虽然出类拔萃，但仍然是人，无论怎样挽大厦于将倾，拯苍生于倒悬，他们仍具有人的情感、欲望和缺陷，即使有人从中超脱，内心也必然经过数番斗争，经受无尽折磨。对于编剧来讲，要让观众理解英雄的非同寻常，就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找到平常人能够理解并接受的原因，这是影片叙事的基本要求。然而在这方面，我们和好莱坞完全不同。
在我们的电影里，英雄壮举的原因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爱国主义、阶级感情，如果故事不是发生在革命年代，那就是民族英雄主义，只要把这些抽象的主义挂在那里，导演就只需让演员在镜头前大义凛然、斗志昂扬了。用这种抽象概念超越具体行动的方法拍出的“英雄片”其实应该称作“模范秀”。
更可怕的是，国内新近一些影片中，英雄的壮举干脆没有原因。例如《可可西里》，直到主人公日泰被盗猎者打死后，观众仍然不明白他为什么出生入死地保护藏羚羊。英雄壮举动机的缺失让他们身上少了一种人性的光辉。
好莱坞恰恰相反，他们的英雄做出壮举时总有一个私人的原因。比如亚瑟王，他原本对罗马有深厚的感情，在多年厮杀后准备回到心中的圣城，直到听说自己的精神导师被罗马所杀后，亚瑟才重新认同自己体内流淌的英国血液，决定留在英国，保护同胞免受撒克逊人的蹂躏。对于亚瑟的骑士来说，留在英国“甘洒热血”并不是想“写春秋”，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英国百姓，而是因为不忍心让自己的伙伴亚瑟孤军奋战，说白了，就是为了哥们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把这称为“用具体超越具体的拔高方式”。不管怎样，对于不是英雄的普通观众来说，这样的英雄才能与观众的心产生共鸣。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说，从早期的《十诫》、《宾虚》到近年来的《勇敢的心》、《角斗士》，好莱坞拍摄英雄史诗片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间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把“英雄”、“反英雄”、“非英雄”的元素糅在一起来塑造英雄，用不完美来显示亲和感。为了爱情、友情或亲情，民族界限、正义和非正义都可以模糊，比如《英国病人》中的男主人公，为了心爱的女人把地图献给德国纳粹。当然，这样的叛徒行径在中国电影中是行不通的。
先入为主的教化让中国影片中的英雄形象非常干瘪
电影有熏陶功能、审美功能、认知功能和教化功能。一味强调教化功能，是国内电影英雄形象干瘪的主要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电影学博士生导师周星说，中国电影中的英雄大多是严格按照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具体说，就是先有了意识形态，然后再堆积出模式化的情节来体现它，生搬硬套，自然没有“毛茸茸的”生活感觉。为了让英雄显得崇高，编剧还要对英雄原本丰富的生活进行剔除、雕饰，让他们英雄得彻头彻尾，有时甚至不近人情：凡是扶贫官员就都要像焦裕禄一样积劳成疾；凡是反腐官员就要纠出自己的小舅子；一说到警察局长就要像大禹治水那样“三过家门而不入”，老婆闹离婚，儿女不相认……为了让英雄形象高大，就让他们压抑自我、委曲求全、甚至窝窝囊囊，一部部影片苦水四溢，这种处理方法不仅伤害了英雄有血有肉的形象，而且愚蠢地低估了观众的欣赏水平。
不可否认，好莱坞的英雄形象有被编剧拔高的嫌疑，但好莱坞的英雄仍是生活在常态中的人，他们既追求爱情，爱护家庭，又为了社会、为了公众奉献自身。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幸福是连在一起的，而不是孤立的。好莱坞刻意避开那些在我们看来极其崇高的东西，如前不久上映的美国影片《云梯49》中，消防员杰克%26#8226;莫里森出生入死一是因为敬业，二是因为家庭，当他纵身火海时，头脑中浮现的是职责、尊严和心爱的妻子，这时候，一个丰富、丰满、立体、感人的英雄形象已经呈现在观众面前了，再加上这精神那情怀都是画蛇添足。
当然，好莱坞的电影中也传达着意识形态，但除了迈克尔%26#8226;摩尔这样的铁杆“仇布什者”外，好莱坞不会让意识形态在影片中先入为主。在政治方面，好莱坞总体上左倾，但由于美国人如今空前重视反恐战争和西方传统价值，好莱坞不得不“随波逐流”，拍摄出一部又一部的英雄片。
即使这样，这些影片也并非以向观众灌输思想为目的，而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赚取票房。你会在《亚瑟王》中反复听到这样的台词：“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身为自由人，要为自由而战”……但如果不仔细回味，怎么也不会把它们和反恐战争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国内的张艺谋做得巧妙，《英雄》中的刺客突然悟到“天下”的涵义，主动被乱箭射死，在我们看来，这是愚蠢，甚至是对强权的投降，而这种杀死一个刺客求得天下太平的结局特别适合“9%26#8226;11”事件后的美国人观看。当然，这种迎合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受到美国人喜欢。
近年来，中国反映英雄的影视剧在处理教化功能方面有了一些改进。《焦裕禄》将伦理感情注入意识形态主题；《红河谷》试图完成爱国主义理念和西部类型片的统一；《红色恋人》试图完成革命回忆和言情片的结合；《黄河绝恋》则试图把民族英雄主义嫁接在战争类型片上。但对于英雄内心世界的挖掘，我们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与此同时，另一批艺术家们则开始了英雄的人性化“改革”：领袖抽上两根烟，有时还跟“小鬼”调侃两句；吴琼花天真烂漫有如小燕子，与洪常青原本若有若无的感情爆发为法国式激吻；杨子荣口中也哼起了酸曲儿，还给闹别扭的同志下泻药，甚至陷入了感情纠葛。在某些导演和编剧眼里，这就是人性化。
理出中华文明的主线，才能拍出优秀的英雄史诗片
纵观好莱坞今年的英雄史诗片，《特洛伊》来自古希腊神话，《亚瑟王》取自英国的传说，《亚历山大大帝》脱胎于历史。张颐武认为，西方的英雄史诗片延续了欧洲文明的主线，挖掘了西方传统中民主、平等、自由等优秀的东西。我们拍英雄，首先要找准中华文明的主线。因此，要拍出好的英雄史诗片，不仅是影视界的事，也是文化界的事。
好莱坞在注重挖掘西方传统的同时，也极力把传统世俗化。尽管他们的英雄出处不同，但英雄们都有或浪漫或混乱的爱情。我们中国的英雄难道就只有惊天地的壮举，没有泣鬼神的爱情？显然不是。遥想当年，楚霸王一手搂着虞姬，一手扶着乌骓马，泪如雨下地吟唱“虞姬虞姬奈若何”。唐明皇一生伟业，最终却眼见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浪漫的题材数不胜数。
但为什么我们的英雄戏缺少美丽浪漫的爱情呢？张颐武认为，这同样与我们的文化有关系。从根上讲，古代的中国人是很浪漫的，我们的英雄有爱、有情、有壮举。但宋明理学兴起后，“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开始控制中国人的私人生活。此外，由于中国近代国力衰弱，中国人有一种用“思想道德革命”来解决现代化问题的倾向。所谓思想道德革命，就是用无私奉献和牺牲来解决我们的贫弱现状，而不是靠客观的经济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人性的压抑和对个人情感的漠视，影视剧中英雄情感的缺乏与这些都有关系。
我们同样无法否认，在一个倡导个性的年代，西方传统的某些特质的确给好莱坞表现英雄形象提供了有利素材。周星说，西方的英雄更多是为了一种道德上的正义而生活，为了自由，为了幸福，或为了宗教观念上的忏悔。这样的英雄观念对挖掘人性空间、人性细节来说更加有利。东方的英雄则更多代表了一种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这在银幕表现上就容易出现问题，例如只取英雄好的一面，对于其他方面一点都不提。要把英雄拍得有血有肉，我们必须打破对英雄在道德上的完美期待。
黄式宪说，西方文化更多强调个人主义，这在英雄身上打下了烙印。东方的英雄则大多体现集体主义。当然，只要集体主义不泯灭个性和人性尊严，还是必要的。东方文化滋养的英雄有其自身的特点，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把英雄的东方性变成了负面性。
要改变这种状态，管理层应把对影片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文化管理变为行政管理。
